从秦公求贤令到马克思主义, 中华文明为何需要“外来物种”破局?

纵观中华历史便能发现一个很奇特之现象：泱泱我大中华5000年历史，王朝更迭之周而复始长达4000年深圳股票配资，而新旧王朝之更迭、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历史循环如同末日审判一般恐怖如斯、凄惨如厉，纣王举火自焚、司马氏全族被屠戮殆尽，隐隐诉说着一个事实：中华历史看似平稳运行途中透着奇特诡异之处。

虽然后世能人依照王朝更迭之血腥事件，十分聪慧地总结出了“斩草除根”、“无毒不丈夫”、“慈不掌兵义不掌财”的所谓真理，但若放开视野看看临近的日本、西方的英国便会发现：人家虽然也有王朝，但时长长达千年，权臣虽然架空天皇、议会虽然约束皇帝，但社会动乱迟迟不见、人间炼狱迟迟未到，这又是为何呢？

另外，中华文明运行途中始终存在一奇特现象：当本国国运到了尽头，平日里能人志士辈出的举国上下，竟无一人能够破局，非得借助“外来物种”方能助推国家走出困境、逃离王朝更迭的死循环，这又是为何呢？

1. 中华文明“内循环”过猛

（1） 秦公求贤令：求取秦国之外贤士复兴秦国

站在现代文明角度进行总结可以知晓：中华老祖宗主导的中华文明仅关心两件事，一是有实力所谓贤德之人能否得天下、传万世？二是社会秩序是否稳定，祸乱之源的内乱能否扼杀在萌芽之中（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 如此天下大治、百姓之福。

从实际效果来看，第一件事办得不错，毕竟事关统治者的政权，没人不放在心上，不然上对不起苍天，下愧对黎民百姓，死了下到地下无颜以对列祖列宗，当然马虎不得。

第二件事显然触及到了中华老祖宗的能力盲区，虽然以孔子为首的士大夫们高喊立德，施以“仁爱”之心，便能让百姓“民齿有格”，但未经检验的知识就是耍流氓。孔子只管高喊对百姓好，要关心民间疾苦，但没有物质资源何来关心呢？总不能将自己编织的各种精致思想将他们喂饱吧。

故而，让中华老祖宗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社会发展。不论是远古时代的周朝还是近代时期的清朝，对于国家发展问题统治者们都丝毫没有意识到，国家施政方面永远是复古维稳那一套，始终无法洞见人口、阶层和消耗带来的时变问题。

春秋时期的秦国意识到了发展的问题，尤其是有识之士秦孝公。虽然秦国民风彪悍、不畏牺牲、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但对于“打仗将国家打强了还是打富了”的现实问题他是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可惜举国上下就他一人看到发展对于国家的重大意义，故而果断发布《秦公求贤令》昭告六国之士，只要帮助秦国富强，就能共治秦国、共享秦国。

（2） 新文化运动：近代寻求德国马克思主义复兴中华

2000多年后，同样的问题给到了当时正被列强欺负的中华民族。虽然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套用秦孝公的办法——借助外来之手复兴清朝，但明显诚意不足、高高在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傲慢注定洋务运动会破产。

随着甲午战争的惨败，清政府不得不将学习外来文化的步伐再走了一步，提出了君主立宪“三步走”战略，并且进行组阁以求有样学样。然而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扭捏作态终究是惹恼了有志于救国救民的进步人士。随着武昌起义的枪响，清朝走到了覆灭的宿命。

之后，对于中华文明何去何从的讨论自始至终没有断过，虽然几经波折、举棋不定，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本土而生的儒家文化，已经被“五四运动”喊出的“打倒孔家店”口号给淹没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位外来先生的请入，标志着中华文明找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的发展新道路。

2. 从秦公求贤令到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为何需要“外来物种”破局？

（1）治人导致的因循守旧

荷兰学者弗罗里斯·科恩在阐述中华文明为何没有出现科学这一问题时，曾给出了两个答案：一是强大的官僚体系窒息了求知欲，导致中华文明失去了探索未知和新知的欲望，仅满足于蝼蚁苟活和安稳平静。

二是中华文明步入到了一个长期不结果实的循环怪圈当中，长达几千年都不能突破重围寻找新的发展点，恐怕是因为这个怪圈太大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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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情况而言，不是这个圈子太大，而是太小了，中华老祖宗那一点聪明才智在应对这个广袤的、具有无限可能的物质世界时，往往表现得力不从心、无以应对，但掌握了话语权和裁判权的他们于是选择了蒙蔽视听、闭关锁国，导致中华文明步入到了他们精心编制的充满谎言的小世界当中。

为何中华老祖宗要蒙蔽视听、精心造谎？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华文明是以治人为核心的非物质化文明形态，对于执着于号令天下、万世为君的中华老祖宗而言，开放视野、开化民智无疑不利于自己的统治，故而因循守旧是绝妙招数。

（2）儒家导致的时变“绝缘体”

另一个导致中华文明遁入死循环的诱因无疑是汉代之后的儒家。出于对百姓造反力量的恐惧和凡夫俗子随意称王的忌惮，死守着“刘氏江山”的汉武帝于是违心启用了与他三观不合的儒家，开始了以儒治天下的历程。

汉武帝虽然是儒家的伯乐，但绝非是儒家的知音。儒家在帝国业务中的分工很是明确，就是教化百姓知天命、不要造反，绝不让其染指帝国核心业务。而且，汉武帝对于儒家不懂时变的做法非常反感，对其进行了猛烈批评，故而汉武帝在用儒的同时也启用了法家。

汉武帝之后的王朝却没有这般远见卓识，既然雄主说儒家好他们也就继续沿用，尤其是明朝和清朝，将儒家奉若经典不敢有二话深圳股票配资，但是儒家固有的时变“绝缘性”让发展化为了泡影，并且形成了铜墙铁壁，非外来物种无法破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