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高鹤飞回忆: 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的汤恩伯

国民党政权总崩溃前夕，蒋介石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想靠汤保住东南半壁，倚任之重可知。那时淞沪警备司令是汤的亲信陈大庆。由于我不是汤的嫡系，陈大庆当时对我说："司令部里没有多少事，你尽管随便些。"意思是叫我不必到部办公。所以我仅仅挂一个副司令的空衔，没有能够参与当时的军事机密，和汤恩伯也只是在公开场合见过一两次面。

1949年3月间，我和陈仪（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及其弟陈公亮（当时任中央印制局局长，一说中央印刷厂总经理）密谋起义，想从侧面探听汤的军事计划及其动向。汤的副参谋长周自强（湖南人，汤的亲信）是我在陆军大学将官班的同期同学，此时住在四川路新亚饭店，曾来我家看我。从他的口里得知，汤当时估计：如解放军渡江，第一个可能是沿京杭国道径取杭州，倘杭州不守，上海处在包围中，势难独存；第二个可能是沿京沪线攻取上海，这一线沿江布防巩固，则可以久守。后来解放军渡江，接着江阴要塞失守，汤乃大为恐慌。其时陈仪正直接策动汤起义。有一次，我故意问周："汤是否决心准备与上海共存亡？还是掩护撤退？"周说："如上海实在守不住，所有物资及中央银行所存金银都要向台湾移动，部队则撤往舟山。"我又进一步问："现在大势已去，死守上海是否有把握？如上海最后仍不能守，流血牺牲、人民生命财产不是白白涂炭吗？"周说："上海能守住一个时期，可能美国还有得力的援助，守总是要守到一个限度的。"周又表示：蒋的意向究竟如何，汤没有讲。我知道当时上海的战事，其目的完全在于掩护撤退而已。

从周自强那里我还得知了汤与陆根记勾结的经过。抗战胜利后，汤任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驻在无锡与陆认识。汤卫戍京、沪、杭，将上海防御工事全部工程包与陆根记，并发给大量建筑材料，两人经济裹在一起，朋比分肥。

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上海防守司令石觉，和我是黄埔同期同学，我和他也有私人接触。石是汤一手提拔的人，汤对他极为信任，关于上海布防及军事计划均交石负责。后来我因陈仪起义失败被汤免职，石还替我抱不平，向我表示愿意向汤去疏通。我虽然不知道他是真心还是假意，但当时他也是我探听军事机密的一条途径。我从石那里听到：当上海防御工事做好后，为了扫除机枪及炮兵的射界，汤命令用火油、汽油烧毁民房。有些老太婆不肯离开自己多年的住屋房舍，着火时就纵身往火里跳。石当时也认为事前迁移居民的准备工作做得太少，汤的办法实在太残酷。据我所知，陈仪起义失败以致被捕，乃完全是由于汤恩伯背义所致。现将我亲身经历及见闻忆述于下。

抗战胜利后陈仪的主导思想，根据我在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第四期受训时听到他的演讲以及后来的私人接触，知道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无能是非常不满的，尤其对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各地的"劫收"搞得一塌糊涂非常痛心。他认为，国共团结抗日业已取得胜利，大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前途，为什么抗战胜利后不应该继续团结来进行国家建设呢？他不仅思想进步，个人生活也相当俭朴。他的夫人在南京时，每天自己提篮子上街买菜，迥异于当时一般的国民党大官僚之家。

解放前夕，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决心起义，靠拢人民。我和他的弟弟陈公亮在上海朝夕相处，共参机密，准备迎接解放，一同起义。陈仪管辖下的浙江省保安部队，大部受蒋介石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能听他指挥的很有限。他的计划主要在于策动汤恩伯。他认为，自己与汤恩伯的关系非常可靠，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濒于崩溃，汤如不靠拢人民也是无路可走的，所以就大胆策动汤共同起义。他还认为，即使汤完全不同意起义，也会因两人过去的密切关系而不至于破坏他的计划。我和陈公亮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中国新闻社，准备出版日报，响应起义。另外我又联系了上海警察局警务处处长孙家良，要孙联系一部可靠的警察部队，届时响应。那次陈仪由杭州到上海，我和陈公亮、孙家良一同去看他，以便共商机密。当到达北四川路陈仪的寓所门口时，敲门敲了20多分钟门才开，但出来的却是警察局长毛森。毛看见我很诧异，问我："高副司令你来做啥？"我答："我来看陈主席。"毛说："怎么你还不知道这回事？请回去问问陈司令（指陈大庆）就明白了。"他对他的部下孙家良则怒目而视，孙很为窘迫。接着毛对陈公亮说："你的嫂嫂要你上楼去有话对你讲。"陈公亮一进去就被看管起来了。当时毛带了二十几个便衣特务，布满了全屋。我和孙家良见势不妙，立即离开。一星期后我就被汤免去了警备副司令职务。我不敢在家居住，改名换姓住进虹桥疗养院潜伏。上海解放前一天，毛森打电话到我家找我，说是要我走，家里人说我不在家。陈仪、陈公亮及其家属，就在被看管后用飞机押往台湾。

据我当时及事后了解，此事完全由于汤恩伯思想顽固，不明大义，主动向蒋介石告发的。事实证明，陈对汤的估计是错误的。但后来据陈仪的老部下葛敬恩（曾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1949年起义）告诉我汤告发陈的经过，和我所了解的颇有不同。葛说："陈最后一次通过地下工作人员送了一封信与汤，被别人截去。汤发觉此事大为恐惧。适值蒋介石打电话找汤，汤以为陈的起义密谋已被蒋知道了，感到很危险，于是不等蒋介石开口讲什么事，就在电话里向蒋和盘托出，并且说陈已被其看管。"这样，汤告发陈就有主动和被动的两说。

上海解放前，汤逃往台湾。石觉带领残余部队撤退到舟山，后来也去了台湾。1950年秋，我在香港九龙一家菜馆里忽然遇到陈大庆。彼此招呼以后，因两人立场不同，无法攀谈。但我认为陈到香港必有重要任务，乃设法从侧面打听。从任援道（汉奸，抗战时期曾任汪伪江苏省省长等职，与汤恩伯有多年密切关系，抗战胜利后由于有汤的关系得以逍遥法外，解放前逃至香港过寓公生活）及黄辉亚（前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他对于我和陈仪的段事不很清楚，那时见我在香港，以为我仍然是站在国民党方面）两人口中得知：汤恩伯在台湾负责领导组织大陆游击队，派陈大庆、黄辉亚等来香港组织机构，陈负责指挥并往来台湾、香港之间联系、计划一切，黄主持具体工作。他们组织的对象：(1）任援道所带走的及留下的汉奸；(3）日本人所交代留在大陆的汉奸；(2）陈大庆所带走的及留下的残余反动部属。

不久，香港当局发觉了他们的活动，恐怕他们影响香港社会治安，乃下令将他们驱逐出境。从此以后，我未见过陈大庆等再在香港出现。

汤恩伯

高鹤飞（1906—1989），又名晓航，江苏山阳（今淮安）人。生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科毕业。参加第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连长、营长、参谋，科长、补充旅副旅长等职，第二战区长官部徽屯警备司令，第三十三师师长曲靖股票配资，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中央训练团第二大队大队长等职。曾于1941年在苏北作战中被日军俘虏，并于1944年11月21日被汪伪政府任为江苏省清乡事务局局长。后为军统局做策反工作。1948年毕业于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四期，同年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4月在上海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1965年刑满释放，11月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并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